中国是一个有数千“想变成”军阀的人和四类异己在几十个民族和“城邦”中兴风作浪的国家，是一个靠关系的社会，是一个有多达13亿未受教育的贫困人口、谁能解决他们的下一顿饭就投靠谁的地方。
加之中美之间的“大国游戏”，以及因核武器MAD的存在（确保相互毁灭）两个超级大国间极低的战争概率，这意味着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外部力量，而是内部分裂。
习近平主席抵御这一威胁的后果正在影响着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并能部分解释非银行类贷款崛起的原因。
澳中非银行融资大会，2016年9月22日|悉尼威斯汀酒店宴会厅，点击这里
新南威尔士州物业法修改——根据75%大多数规则而来的地产项目合并机会，当钱财满足公证，2016年9月28日，悉尼，点击这里
统治所有人的指环王
站在习主席的角度来看，他与最紧密的同盟必须形成唯一的中央权力，阻止中国陷入不团结的境地。
考虑到过去150年的历史，中国曾因此失败而承受巨大的后果——请看我之前的文章《中国的现代心智》
数千“想成为”军阀的人形成分裂的一股势力
中国二十世纪头四十年的军阀时代是爆发“军阀主义”风险的最好证明，正如今天拥有权力的国企、省政府、和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派系，每股势力的上面都有一个“铁腕人物”。
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经济利益更难分摊。这将有可能导致派系间“争夺战”的爆发，以及为了权力和特权先发制人的攻击。
因此习的反腐运动、对抗衡权力基础的瓦解和排除异己都是为了阻止党派之争的出现。
被镇压的军阀们变成了异己
不是所有的异己都来自一个地方。习主席估计能遇到以下四类：
- 受反腐运动牵连，正“穿着隐身斗篷”寻机重新夺权的的共党权贵或商人（估计在1920年的中国他们本应该是一个军阀了）
- 大国游戏的探子们，就是美国派来挑起中国内部分裂这一最大威胁的探子们。他们达成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支持来自第一、第三和第四类异己的本地民主运动。（下面还可以看到民主选举）
- 关心中国社会和环境的“爱国”运动人士，他们厌倦或感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不作为。
- 寻求名人效应的艺术家或学者“激进分子”，装成从西方来的“异己者”来自我炒作增值。（但走不了多远因为会遭遇牢狱之灾，就是说“假的”异己者）
第一类异己是新近出现的（从2012年末习近平反腐败运动开始后），也是最危险的，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关系网”够硬，抱团在一起，或和第二到第四类人合作来发展势力。
第二类异己是超级大国之间争夺霸权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双方军事行动的代价都太过高昂（MAD系统），在中国内部挑起内讧可以削弱中国的野心。
第三第四类异己已经存在有段时间，他们不会制造太多系统性风险，除非被第一第二类异己所利用。
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习主席要排除“异己”，尤其是上述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人。虽然习主席的问题在于要先分清楚他们之间哪个是哪个。
民族差异
说汉族人是一种民族种族就好比说欧洲人都一样一样。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除了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各个地方仍说着自己的方言（比如广东话、闽南语、客家话等等）
同时，南方人和北方人互相瞧不起，每个大城市也认为自己优于其他城市。
这通常不会有什么后果，除非搅起了内讧。
关系决定一切
中国社会依赖关系（我的《中国心智》那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观点），尤其是当法治被削弱时。关系的层级网及对关系而不是法律的忠诚意味着高得多的内讧风险。
和上海、深圳这样更国际化的城市相比，关系在拥有大多数人口居住的二三线城市、城镇和农村的影响更大。遵守法律符合国家利益，但是按关系办事符合个人利益。
贫困阶层的民主和追随意向
一人一票。但是当90%的人口——约13亿仍是贫困、未受教育、有上顿没下顿的人，那么“民主”在中国便起不到作用，尤其是当：
- 中国文化的关系需要服从于当地“铁腕人物”，而当地铁腕反过来也需要服从一个地区或一个省的铁腕。
- 腐败
- 多方言/地区亲缘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仅67年）
- 法治薄弱
- 异己者为了个人或超级大国的利益寻求变动
因此民主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多个“政治”党派和十有八九能轻易被“收买”的选民逼向由权贵“军阀”领导的封地边缘，削弱中国的内讧即将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有相对来说更为成功的民主，因为印度在上述的(1)和(5)上没有中国严重，同时过去曾被英国统治因此在(4)点上又比中国的情况好很多。
为了解决(1)到(5)的所有问题，中国社会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国家“价值观和伦理”，这是一个我将在后续的消息中探索的话题。
| *中国的贫困人口
· 中国中产阶级达1亿9百万人——为世界之最（瑞士信贷） · 七千万农村贫困人口和1亿6千万自讨生活的老人及留守儿童（因为孩子在农村的父母都进城务工了）（《南华早报》3月9日引用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的话） · 因此14亿多的人口中有13亿处于贫困状态或温饱水平 |
这对澳大利亚和西方意味着什么？
习主席的反腐运动和排除异己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
为了自己和亲眷同盟们能安稳老去，他必须能看穿结局。
也就是说，要废掉所有的“老虎”，让他们在习近平离任后无法重新掌权并报复。
他可能无限期留任（就像俄国的普京），完成他要做的改变。
对澳大利亚和西方世界来说最好的场景莫过于习主席是一个慈爱的独裁者（也就是说习大大），而不是一个恶毒的独裁者。
习还会寻求:
- 保持经济增长——不论花什么代价，包括先把问题放几年再解决，以便壮大中产阶级，并削弱上述1到5的负面影响。
- 提高国民生活状态（减少污染、改善医疗、交通和餐饮、食品安全）以减少第三类异己和民主呼声。
- 提高社会法治和道德建设（比如政府现在鼓励儒家价值观的教育）
意料之外的结果和风险
反腐运动、排除异己和法治薄弱已经产生了社会焦虑上升这一意想不到的后果，对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来说尤为如此。
比如，在许多地方政府官僚和企业的决策，因为害怕被指控涉嫌腐败行为而中止。
有能力在西方过上更好生活的中国人正在离开（未雨绸缪），虽然在国内能赚到更多钱吸引他们仍在中国保留着许多业务。
另一个风险在于没有拥有实权的竞争对手（由一个小团体操控的一党专政国家），缺少辩论和挑战，最终会导致决策失误（当外部环境变化需要获得新回应时只有一个想法一致的团体和一个随声附和的国务院）
对澳大利亚来说最重要的后果是无法把钱从中国带出来（每年5万美元上限）
CT和我对此持不同看法。CT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这样的限制在过去也有，后来又慢慢没有了。然而，在我上述列出的种种原因中，我认为外汇管制是反腐的一部分，并仍将如此。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习计划改变中国的价值观。我将在后面的消息中就这一点展开来谈。
另一个明显的后果是中国富人移民西方以逃离在中国生活的焦虑，或通过投资海外房地产来捍卫自己的财富。
计划外的公寓投资和中国的外汇管制一起导致了融资需求的供不应求，尤其非银行类融资领域，现在澳大利亚银行业已鲜少触及房地产借贷市场。了解更多请点击我们的非银行融资大会。